首页>行业 > 热点 >
00后版“当代生育图鉴”_环球百事通 2023-04-25 12:02:49  来源:腾讯网

文 |徐巧丽


【资料图】

编辑 陶若谷

“不生是一件很酷的事情”

“想不想要一个妹妹?”50岁的爸爸把这句话抛给了黄一鸣。

那是去年6月底一个普通的周六,屋外蝉鸣,暑意飘过纱窗。电视机前,黄爸爸躺在贵妃椅上,刷着抖音里咿呀学语的萌娃们,露出由衷的笑意。黄一鸣坐在旁边的沙发上,以为听到的是个玩笑。

“你都多大了?”黄一鸣也像玩笑般回他。黄一鸣在浙江工业大学读大三,暑假回家,发现爸爸总是刷一些萌娃视频。他以为,是短视频让爸爸产生了这个念头。爸爸年纪大了,突然开始健身锻炼,性格变得有些啰嗦。多一个妹妹,意味着维持20多年的家庭结构彻底改变,有什么必要?

加班的妈妈下班后,他从妈妈口中得知,这个念头,爸爸在妈妈面前念叨了好多次,“他不是开玩笑的”。但黄一鸣仍旧觉得太草率了。

为着这个念头,家里开了一次家庭会议。“谁来生,谁来养?”黄一鸣比爸爸考虑得更多,“一个是妈妈的年纪是不是适合生育,一个是你们还是上班族,有没有精力带孩子,总不能去找外婆、爷爷奶奶来养。”黄妈妈表示支持。面对这些质问,坐在他们对面的黄爸爸,未置一词。

黄一鸣觉得,在上一辈眼里,就像瓜熟自然蒂落,草自然结籽,“生孩子也好像就是这么随口一说的事情。”但他很难理解这种生育观。对他来说,生还是不生,是需要反复权衡的——“从想要生孩子的那一刻起,你就必须要承担一种责任,你没有做好对未来所有可能的预估的话,干脆就不要结婚、不要生孩子。”

他出生于2000年,漫画、小说伴随他长大,高中拥有了手机,就看微博、逛贴吧,最喜欢的是B站,和里面的用户“同频”。作为独生子女,他出生在一个开明的环境,初高中,母亲就建议他多谈恋爱,他也尝试过几段恋情。

“会觉得我是独立完整的个体,有自己的想法,不要家人的束缚。”他从小就和父亲对着干。小时候,父亲会给他布置奥数题,他做不出来会挨骂,甚至挨打,他一言不发。初中,他和朋友出去玩,时常会和掌控欲强的父亲争吵。大学里,他放弃父亲给他选择的制药专业,选择了文科。

每次被衣架追着打、被骂“你怎么这么蠢”的时候,他会觉得,“这种你累我也累的关系,完全是人生的累赘。”

有一年春节,爷爷殷切叮嘱他“早点让我抱重孙”,他嘴上应付着,等到晚上和爸妈散步,他突然问他们,“你们可不可以接受我不结婚,也不生小孩。”他记得,爸妈第一反应是“这不正常”,但想起他的叛逆,才改口说“随便你”。

和黄一鸣一样,他的同龄好友,都觉得生育没必要。他们的观念反映了新世代的生育意愿。2020年,第三届人口与发展论坛一项调查显示,作为生育主体的00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仅为1.48个,低于90后。一份《2021年广州市生育意愿调查报告》则显示,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有随年龄减小而降低的趋势,其中00后最低。逐步进入婚姻、生育的年纪的00后,却开始选择“自愿少生、放弃多生甚至不生”。

●杭州某街道的生育宣传手册。讲述者供图

作为00后女生,义乌人李芳菲就觉得,“不生是一件很酷的事情。”

现在读大三的她是一个古灵精怪的女孩,肉嘟嘟的脸上架着细框眼镜,会戴上10块钱的黑色爆炸头假发,在朋友圈发四宫格照片。

“不生”的想法源自高中。那时的英语老师曾留学国外,日常上课时,会强调“女孩子一定要有经济能力,不要习惯于依靠其他人”“学识上的眼界比男朋友更有安全感”。那是李芳菲第一次接触女性思潮、男女平权的观念。

上大学后,她开始建构对婚姻、家庭的想象。周围的同学、朋友,无不经历着恋爱的“苦涩”而非“甜蜜”。情感控制、因为不回消息而生气、不负责任……听多了,她觉得谈恋爱确实是一件挺花费精力的事情。

尤其是在越来越卷的当下。拿出国留学举例,“想申请好一点的学校,都会要求你平均分90以上,还要你做科研项目、发论文,要有实习经历、大赛经历,最好还有一点学术的身份在身上。”根本无暇顾及恋爱、婚姻,遑论生育。

2016年,也是全面二胎政策实施的那年,李妈妈取下了留在肚子里十多年的节育环。不久之后,李芳菲多了一个小15岁的弟弟。

父亲常年在外,是妈妈一个人负担起全部的抚养任务——下班之后接小孩、接完小孩做饭、吃完饭送兴趣班、做家务、陪玩、辅导作业、哄睡,“之后,才能做自己的事情。”有一次,她半夜起床,发现弟弟发了高烧。她陪着妈妈去医院,忙活下来已是凌晨4点。妈妈一夜未睡,第二天仍旧准时上班。

她目睹了这份艰辛,更加疑惑,“父母这一辈对于孩子的执着,和现在年轻人不愿意生的矛盾或者悖论,背后的社会因素到底是什么?”

和她一样,黄一鸣也试图厘清,应该如何理解爸爸想生二胎的想法?出于自身困惑,两人加入了生育意愿调查的研究,试图寻找答案。

一代人的理想和现实

杨妍是这个研究的发起者,也是一个00后。2021年12月,她偶然看到人口学家穆光宗的两篇论文,才发现,中国的生育率一直在走低、育龄女性生育率一直在下降,“真的步入了一个少子化的社会。”

某一天,她看到一则新闻。婚礼上,新娘高高地把捧花扔向未婚的女性来宾,出乎意料的是,人人躲闪,没有一个人愿意接,“为什么尤其我们00后,不生会成为一个趋势?”

在此之前,她从未关注过生育话题。杨妍22岁,留着一头长卷发,在同龄人眼中,做事负责,有拼劲,很多加入生育调查的人都说,是出于对她的信任。在爸妈眼里,她是一个乖孩子,成绩出色,懂事。问起未来打算生几个孩子,她会说,“一男一女,凑个好字。”一个令人欣慰的答案。

杨妍的世界纯粹、完美。她是家里唯一的孩子,承担着父母望女成龙的期盼。因为是最小的孙女,也没体会到爷爷奶奶重男轻女的对待。

但是平顺的表象下仍旧隐藏着“不对劲”的细节。在把人口当成劳动力的遥远时代,远在安徽山村的奶奶,生下了4个男孩。6岁,她跟着父母来到杭州,高中买房前,一家三口租一室一厅的房子,她睡小床,爸妈睡大床。同学过来瞪大了眼睛,“你家怎么这样?”

逼仄的、不属于自己的空间,也是杨妍对杭州的印象。“小时候我挺叛逆的,到了杭州之后,变得很乖,也很卷。”随着她长大,天平的另一端,已是父母所能给出的最大砝码。每当爸妈调侃想不想要一个弟弟妹妹时,她都会回一句,“你们养得起吗?”

走进一段亲密关系也很难。她不排斥恋爱,但周围好友经历的吵架、冷暴力,会让她一再提高标准。“婚恋难是一个普遍现象。”她看到穆光宗在论文中提到,“社会转型导致生育成本急剧升高,养儿防老的实际作用被削弱,都导致了‘生育恐惧’的出现。”

完美世界的壳被敲碎了,那些“不对劲”的细节全都裸露了出来,她窥见了社会更为现实的样貌。

●杨妍在做访谈。讲述者供图

导师鼓励她去做一个调查。原因很简单,出于竞赛、成绩的需要,学院会给每个同学一个科研的机会。在正式报名科研项目之前,杨妍找了6位研究生学姐,做了初步访谈。

那是第一次,她发现周围有这么多不婚族、不生族。6个学姐中,有3人不想谈恋爱,1人可谈可不谈。3人不想结婚,剩下3人,也只说“发自内心想结婚再结”、“没遇到合适的可以不结”。提到生育,有人说,“结婚是愿意的,但生孩子就不大愿意。”

她又找了几个上班族。上海一家外企的学姐告诉她,“来上海的人基本上是来打拼的,社会关系链条比较脆弱,会更注重个人事业的发展。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有了房子之后,再去结婚。”

也有一些人,困囿于生与不生、结与不结的难题。她记得,一位在英国读人类学的学姐,是大家公认的“独立女性”,身材健美,一个人去伦敦、巴黎旅行,在朋友圈,也会发表一些女性主义的见解。

访谈中,她坚持不婚主义,认为“将生殖行为社会化,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以来形成的,以性为中心的知识与权力的特定机制”。但在访谈时,她又写下,“我还是挺适合结婚的,受母亲的影响,我其实是一个比较愿意为家庭操心的人,愿意进行一些体力劳动,甚至做好了成为全职太太的准备。但另一方面又始终会想要保持独立女性不断Lean In的愿望,所以浸泡在矛盾与两难之间。”

这种矛盾感,杨妍理解为是这一代人的“理想和现实”:理想上,希望一切都自己做主,有坚定的观念选择;现实中,却挣扎在对传统的、家庭的妥协之中。而这个学姐所做的一切,不过是在逃离自己传统的那部分。

那段时间,她有些许的动摇,“是不是现在社会普遍的情况是这样子?”反而那个想生的自己,成为了社会中的少数?

跨越阶级的向往,与重男轻女并存

在这群年轻人面前,现实的一隅被一点一点地掀开了。自2022年4月开始,陆续有8人参与进了这项调查。他们收集了1500份问卷,访谈了80多人,试图理解年轻人为什么不生育。也走访了家乡的社区、街道、医院、幼儿园,了解机构如何面对低生育的现实。

一位杭州工作的31岁男性提到,在买房的焦虑面前,孩子仿佛一个提速器。访谈时,他妻子已怀孕近4个月。原本,夫妻二人计划结婚后,双方一起奋斗,积攒积蓄后,再找个好房子。但孩子只能等10个月,房子成了10个月内就要解决的事儿,接下来,培训班、辅导课,一系列的开销也会蜂拥而至。

“孩子生下来没几个月,就要上思维课、逻辑课,动辄上万,还要上好几年的培训班,和结婚的时候相比,天差地别。”男人说。

生了孩子,意味着同时要做“房奴”、“车奴”,最根本的还是“孩奴”。问卷中,有812份数据表明,近70%的人,将经济与居住条件、养育孩子的费用,视为影响生育的第一、二要素。

不过,在养育成本这座大山下,问卷也反映出对待生育的性别差异。愿意30岁之后结婚的女性,比男性高出6个百分点;在生育面前,女性对身体状况的考虑,也比男性高出20个百分点。

“一开始,我设想的是,大家不愿意生小孩,应该是经济方面承受不起。”杨妍说,“但后来慢慢会发现,女性考虑的是职场、事业上,权益如何保障的问题,以及家庭养育的问题,而男性则更多考虑学区房、托育的费用这些经济压力。”

她接触到一位二胎妈妈,觉得婚姻很不符合自己的预期——在孩子的养育上,丈夫没有分担一分,而自己要一边带娃一边工作,“带孩子累,教育孩子也累,养家养孩子又花钱。”

有了孩子以后,在职场与家庭的权衡中,许多女性选择了家庭。一位在投行工作的职场女性,生了二胎之后,辞职做了全职妈妈。最初的四年里,她陷在退出职场与整日“鸡娃”的落差中,孩子成绩不好成了她最大的困顿,之后,她开始投向心理学,寄希望于此,能让自己接受不再成功的现实。

即使孩子长大,女性得以重回职场,她们也会发现,世界完全变了。一位36岁的二胎妈妈,为了生老二,去做了保育员。她觉得做全职妈妈是一件很无聊、沮丧的事,想回去工作。老二7岁后,她做了一名幼师,因为教育孩子是目前唯一擅长的事。她的父亲对此感到不满,“好不容易大学毕业了,却去做一个幼儿园的阿姨,而女婿(她的丈夫)却是西装革履。”

累、与社会脱轨、围着孩子转……经历这些的人,都不希望再生一个。一位80后爸爸总结,现在的生育趋势是“在精不在多”。以他自己为例,独生子女会希望孩子还是要有个伴儿,一个不行,两个就正好,生三胎的话,“吃不消这个生活”。他继承家族企业,金钱不是问题,有资本生两个孩子,但也逐渐感觉到吃力,因为要买学区房,尽管对杭州的应试教育不满,他还是从上海搬到了杭州。

●团队小组讨论。讲述者供图

一线城市不适合养孩子,更不适合生孩子。压力早在生育之前就垒在年轻人身上。

杨妍的一位学姐,在北京做传媒工作,朋友圈中时常可见与明星的合影。她并不排斥生育,也喜爱孩子的陪伴,在她的畅想中,至少要有两个孩子,理想的生育年龄是32岁。但如今,她已33岁,还是觉得工作不稳定,还有身材和容貌焦虑,一再推迟生育。“生孩子回来,也许这个岗位在不在都是个问题。”

与大城市不同,在县城,生育本身成为了一项拼搏的事业。26岁考到金华的公务员,一毕业就结婚生子了,她对自己的现状很满意。一位受访者提到自己在边远地区感受到的震撼,“一生生五六个孩子,太羡慕了,我自己生一个已经很不快乐了,他们那么多照样生。”

为什么那些地方,他们会生好多个孩子,但是在大城市,大家反而不愿意生?杨妍在访谈了20多个人后试着去解释背后的社会图景——

“大城市人有非常高的向上去跨越阶级的想法,婚姻和生育变成了阻碍。而城镇中人,家庭就是他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份事业。生育的背后,是结构性问题的折射。”杨妍说,横向上看,城乡流动,造成了生育观的迥异;纵向上看,生育政策的转变,也导致了代际生育观的冲突。

李芳菲的大姨是一个很好的样本。她60多岁,是农村户口,计划生育时期,可以生“一胎半”(农村第一孩为女性的农户,在间隔4到5年后允许生育二胎)。生了一个女儿后,再生一个,还是女儿。她不死心,偷偷怀了第三胎,躲到了乡下,却还是被超生队抓到,送到医院打掉了。

那一胎是男是女,大姨并不知道。但生儿子的念头,成为一个未完成的执念,困扰着她几十年——直到两个女儿也步入生育年龄。

一个女儿头胎就生了儿子,“已经生儿子了,那也不强求她生了,再生一个是更好。”一个女儿生了女儿,“那就得再生一个儿子出来。”

这个女儿与母亲的冲突就在于此。因为知道兄弟姐妹的依靠、陪伴,她不排斥二胎的想法,但她抗拒母亲对男孩的执念,“我是女孩儿,我生的也是女孩儿怎么了?”

李芳菲此前从未想过,“这都21世纪了,还有重男轻女的问题。”关键是,还发生在自己的周围。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调研之后,团队的成员都觉得,“生育指向的,好像不是个人的问题,而是社会的、更深层次的问题。”

看见自己的附近

一开始接触这群00后,我很难将其定义为一项“规范”的社会学研究。看起来,这就像是一群年轻人凭借着某种源生性的冲动,花了一年时间,采访了很多身边的人,仅此而已。没有研究问题,没有理论对话。

但那些访谈的学姐、老乡、大姨,让我想起项飙提到的小区保安、菜场商贩、快递小哥。这些身边“最熟悉的陌生人”,似乎让这群生活在网络世界的新世代,接触到了一个新的“附近”。

生育可能是人们最习以为常的事情。但李芳菲试图记录下身边的草蛇灰线。

那是今年寒假,她的调查到了收尾阶段。在乡下一个热闹的集市中,她抬起头,看到一块红色的牌子,角落卷曲、落满灰尘,镶嵌在一座破旧的“小洋房”二楼,写着:“计划生育,丈夫有责。”落款是乡人民政府。

时代的烙印镌刻在每个人的周围——就是这块牌子所代表的时代,造就了她的大姨,连及了她的女儿,影响了几代人的生育观。李芳菲把它拍了下来。

●讲述者供图

调研之后,李芳菲对这些有了更为敏锐的触角。“简单来说,原来脑子里很抽象的问题,变成了更加具体的实例。”

调研团队中,有一个温州女孩王染,也在“生男生女都一样”的标语底下长大。这些标语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她的性别观,“女孩子哪里没有男孩子好?”她周围有许多“姐弟”组合,包括她自己。父母给出的理由总是,“一男一女,凑个好字”。

这次调研,一个女同学向她倾诉,弟弟成绩不好,父母会花钱给他上一个好大学,弟弟也心安理得接受一切,而自己想要出国留学,就会对父母产生亏欠感。同校时,她们不会聊起这些,但这次访谈,让她意识到,那些“姐弟”组合,就是性别偏见的结果。她妈妈的朋友,生了一个儿子就觉得“任务完成了”。与之相对,生了一个女儿的舅妈,47岁了,还会被亲戚念叨再生一个儿子。

从前,她是一天里有大半天泡在网上的人,许多概念、观点,都经由网络建构。周围的人与事,像蒙了一层迷雾。“我们这一代对生育、婚姻,会更恐慌。”但这次调研,如同在家乡的航道中投掷了一个浮标,让王染对这个地方有了真切的思考——“为什么温州重男轻女的观念,比别的地方要严重?到底是什么原因,让大家产生这样的想法?”

这种“触摸”到真实可感世界的感觉,对杨妍来说,则是“理论照进现实”。她告诉我,调研后,她结识了自己小区里的一些二胎、三胎家庭。有一个父母的好友,2008年,他们生了二胎,是女儿,2012年交了2万罚金,又生了一个,才是儿子。

妈妈跟她说,这家人一直都想要一个男孩。她想起自己查找资料时发现的数据,三胎往往是性别最为失衡的一胎,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,三胎性别比为132.9,而国际公认合理的性别比为103-107。她理解了三胎的选择,但也无奈于这样的现实。

李芳菲们也在拓宽“附近”的广度。社区、医院、幼儿园甚至中学告诉她们,低生育率背后,是一个努力调试的社会。温州本地妇保、儿保医院的医生感受到,相比全面二胎,三胎开放之后,自己的工作反而闲了下来。为了提高竞争力,这些医院更换了沙发、装修了病房、改善了生产流程。但仍旧无法避免人口减少的趋势。

给自己初中的学弟做家教时,杨妍才知道,由于生源不够,下一届,这所初中就要砍掉3个班级。为了流通生源,当地的中考也不再划分片区。

不只是机构在做这些努力,一个社区的全职妈妈成立了一个“全职妈妈读书会”,相互读道德经,借此倾吐生活的苦闷。杨妍访谈的那天,一个40多岁的妈妈,刚因孩子教育的问题,跟丈夫大吵了一架。分享时,她无法平复自己的心情,流下了眼泪。杨妍发现,其他妈妈仍旧在很认真地听,时不时拍一下她的肩膀,等她分享完了,再给她出了点主意。她在这十多位全职妈妈身上,感受到个体与个体之间亲近的、具体的交流。

杨妍觉得,这种感觉甚至久违了。“现在,我们习惯通过互联网、社交媒体与远方产生连接,而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情感交流,常常被忽视了。”

●社区组织的全职妈妈读书会。讲述者供图

00后的反击

一台摄像机架在了李芳菲和她妈妈之间,访谈开始了。妈妈的眼神有点闪躲,李芳菲的心里也挺微妙。屋外的天非常非常热,办公室里,除了两个人的谈话声,只剩下空调发出的声响。

这场访谈,李妈妈是被拉来“凑数”的。由于需要许多样本,李芳菲首先想到的就是从身边入手。生活中,妈妈并不压抑自己的情绪,每天和外地的丈夫通一次电话,都要诉诉苦,讲讲委屈。她生李芳菲时,顺产顺不下来,又转了剖腹产,想到那种滋味,有时还会掉眼泪。

李芳菲上高中时,妈妈就给她上过性教育课,和妈妈讨论恋爱、性、生育,就像聊天气一样日常。她以为,这次不过是一场有摄像机“监督”的聊天而已。事实和自己预想的也差不多,但在最后,当问到,你对你子女未来生育有什么看法时,李妈妈的回答是:我希望,你以后找老公一定要找能够在身边的,能够参与到家庭的付出的,不要找像你爸这种天天出差,一年四季不到家的。

那可能是第一次,她捕捉到了妈妈的一丝后悔。“原来妈妈也有意识到生育中的不平等。”在以前的交流中,两人常因生育观争吵,李芳菲表示不生孩子、想30岁之后结婚,李妈妈都会极力反对。但这次访谈之后,妈妈再和人聊起天,会很平静地表示,我女儿以后想30结婚,35生小孩。在“晚婚晚育”上,母女俩拥有了一点默契。

如今,生育意愿的调研周期已经结束。相比起一年前,几乎所有人都觉得,生育是一件更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。“很少有人可以决定我就不要孩子,一辈子一个人,这也需要莫大的勇气和精神世界。能真正做出这个决定是挺酷的。”

这一年来,爸爸的那句“想不想生一个妹妹”,一直环绕在黄一鸣的心里。自己真有一个妹妹会怎样?四个人的家庭,会不会比现在热闹一些?访谈二胎、三胎家庭的时候,他总是经不住这样设想。

今年春节,在一个看似随意的时机,他和爸爸重新提起了生妹妹的那个念头。爸爸解释,这个念头的产生,是想弥补自己对儿子教育的强硬。他想起自己考察家乡的政策,问爸爸,“你知道有男性育儿假吗?”调研时,他发现,虽然存在这种育儿假,但并不会有人使用这个假期,甚至也从未听说过。

“生育不是单方面的事情,是男女双方的事情。”黄一鸣说,“你不能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。”

当听到爸爸说“是我考虑的太理想化了”的时候,他意识到,父亲终于不再认为生孩子是一件随意的事情了。

不过,也有家长没有妥协。感知到具体而实在的生育压力之后,杨妍把自己的“一男一女”改成了“只生一个”。听到这里,杨妈妈吓了一跳,“我看你们就是太懒了。”女儿第一次变得不乖了。甚至某天,杨妈妈和女儿在阳台晾衣服,提到杭州三胎奖励2万元,女儿突然激动地嚷嚷,“生孩子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,在文化层面已经成了一种风气,奖金能解决什么……”

觉得烦了,杨妈妈下了定论,转身离开:“我看你是读书读傻了。”

(应讲述者要求,文中人物皆为化名)

版权声明: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极昼工作室,未经书面许可,不得转载、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,另有声明除外。

关键词:

热点
图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