降低社保费率，激发民间活力

　　中国新闻周刊评论员/闫肖锋

　　近来出现一些怪现象，每当涉及企业减税或增加百姓收入等政策，中央的意图原本是好的，但一到中间执行起来其结果却事与愿违，令下面叫苦不迭。

　　在此背景下，李克强总理9月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，决定明确子女教育、继续教育、大病医疗、普通住房贷款利息、住房租金、赡养老人支出6项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具体范围和标准，确保个税扣除后的应纳税收入起点明显高于5000元。当天会议还决定，要求抓紧研究适当降低社保费率，确保总体不增加企业负担，以激发市场活力，引导社会预期向好。

　　最近，一些地方要求企业补齐十年社保，这让企业不堪重负。税务部门称，社保费明年起统一划归税务部门征管。按新规企业不能再按最低标准给员工上社保，要按实际发生工资额按比例上缴，这引发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深深忧虑。

　　改革政策的衡量标准是什么？要看是否降低了企业负担、增加百姓收入。既要让企业合法合规缴齐社保，又要降低整体社保费率。对个人则要增加其工资收入的获得感。

　　对最近酝酿税收政策的总体舆情是，人们反映个税是扣少了，但社保却多缴了，总的一算人们到手的收入还是更少了。与此同时，社保按高起点征收让企业压力会增大许多，为保持竞争力，不少企业为了减少用人成本，解雇员工成为现实选择。这便令本已严峻的就业形势更不乐观。

　　客观讲，整体而言，本次个税修改是向中低收入者倾斜，提高起征点并扩大3%、10%、20%三档低税率的级距就体现了这一原则。其次，将子女教育、继续教育、大病医疗、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、赡养老人等支出列入抵扣范围，对于一般工薪阶层实惠不少。此外是允许劳务报酬、稿酬、特许权使用费等三类收入在扣除20%的费用后计算纳税。

　　即便如此，不少公众还是对5000元起征表示不满。一部分原因是起征点与大众预期距离不小；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税法自身结构缺陷所致。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蔡继明与学者王小鲁就撰文对税法进行建言，分类计征方式导致不同来源收入的税负严重不均等，比如工薪所得实行高额累进制，最高税率45%；经营所得最高税率为35%；财产所得(利息、股息、红利、财产租赁所得、财产转让所得)和偶然所得、其他所得的税率为20%。这一结果导致工薪阶层的中高层税负高，富人和其他靠房租、利息、炒股的人群税负反而低甚至完全避税。

　　近年来，个人所得税财政收入一直高涨。2017年，个人所得税收入为11966亿元，比2016年上升了18.6%；到了2018年7月，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速进一步上升到20.6%。

　　对企业而言，自2019年1月1日起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各项社会保险费和先行划转的非税收入，意味着很多企业以最低社保为员工缴纳社保的做法很难持续了。

　　如此一来，即使有新个税减免，企业和个人可能面临收入减少。有人以在上海月收入一万元为例计算，如果此前是以下限社保结束缴纳，那么个人扣除社保后的工资9550元，企业所要缴纳的社保数额1335元；如果依新规基于实际工资缴纳，个人扣除社保后的工资是8950元，企业所要缴纳的社保数额3120元。如此一来一往，看起来个税降低了，社保实缴是大头，个人到手工资少了近600元，企业则要多缴纳接近1700元。这样一来，社保新政下企业会提高成本，面临更大经营压力，这一切最终都会转嫁到员工身上，以裁员、压低工资等方式呈现。

　　据估算，目前我国社保上缴占到企业用人成本的四成。在中国各类税费本身已经居高不下之际，社保本身就是企业的重大成本。如果在经济下行之际强行推进社保实缴，很可能伤害广大企业。

　　在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，李克强表示：“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错综复杂的形势下，我们要因时而动、不失时机推出更大‘减税降费’举措，向社会发出积极信号。这是减轻企业负担、提高我国经济竞争力的重要举措，也是深化‘放管服’改革、转变政府职能的题中应有之义。”李克强说，“今后我们只能更进一步严控政府‘三公’经费，为群众、企业多减税、多让利。我多次说过，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，政府就要过紧日子。”

　　改革政策要贴民情、顺民意、暖民心，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政策制定者对舆情民意的重视与敏感，也彰显出政府决策过程中的进一步民主化。

　　(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18年第35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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